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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咧咧嘴，带着嘲讽的味道说：“小说是虚构作品，当然不能将现实全搬，更何况，你有你的无奈，怎样写出你的痛苦与挣扎，还看你提供的材料如何，在小说中，你毕竟还是个正面人物，你放心，不会把你写成个大坏蛋的。”
他终于舒展开眉头：“那你就写吧，写了要给我审查哟，如果歪曲事实，看我不打扁你的脑袋！”
“我也不是写你一个人，我要写许多深圳人，所以你还是要给我提供素材，让我了解那些人，他们是怎么到深圳的？怎么留下来的？怎么成功的？怎么失败的？”
“全写深圳的男人吗？”
“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，深圳难道都是你们男人创造的吗？也有女人的功劳吧，你就给我说说，周总的妻子，当初是怎么到深圳的？”
“那还真有戏剧性——”他的脑袋在枕头上磨了磨，躺舒服了才告诉我下面的事：
“那个时候，我已经和那个女人结婚了，我们的公司已经站稳了脚跟，她也对我放松了警惕，给了我一个副总经理的称号，但是，我总觉得空虚无聊烦闷，经常和周迪去夜总会……”
“是去找小姐的吧？”
他又有一次训斥我：“胡说八道，不是我多么纯洁，不是我多么高尚，一方面那女人管得紧，另一方面，我心目中始终有你母亲——不是虚伪，是比较而言，你母亲温柔善良美丽，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些美好的时光……”
“不要假惺惺了，虚伪。”我好不客气地说。
“好，我不说了，你也别打岔，让我把它说完。”
“我好歹是部队出来的，周迪是老师，我那个时候并不富裕，也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，只是听听歌，喝喝酒，解解闷。
“在一个中等的歌厅里，我们在台下喝酒，台上有歌星唱歌，也不是多大的明星，唱的也很一般，曾经被内地称之为靡靡之音，也就是我的伤啊我的痛之类，旋律就像念经一样，实在听得昏昏欲睡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把桌子一拍：“能不能唱点有劲的歌？”
“大堂经理马上跑过来，把歌单递到我们手里，问我们要点什么歌？我一看，全部都是老一套，不，应该说是新一套，就是港台的一套。我喝的有两分醉了，拍出一张百元大钞，说，我点一支歌，哪个歌星能唱？这钱就给谁。
“按照歌厅的规矩是买花，哪个演员唱得好，就到边上买一束花，献给演员，演员用这花去结账，当然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钱。可我不想给谁献花，就直接甩钱，要点歌。
“大堂经理就问我要什么歌，我说，我要听《洪湖赤卫队插曲·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》。马上就有人嗤笑，说这是什么歌？我不好拿他们撒气，就对着大堂经理吼叫：顾客就是上帝，老子想听什么，你就应该有什么，我不想听那些哭哭啼啼的念经，你就说有没有人会唱吧？
“经理见顾客发火，马上就安抚我，说既然有这个歌，肯定就有人会唱。马上就追问边上的歌手们，问谁会唱？一个个都摇头。我和周迪两个都笑，说这么大个夜总会，居然没有人会唱这个歌。我们正笑着，一个尖细的声音就说：‘我会唱，我来唱。’大堂经理大喜过望，赶紧说：‘什么？小梅，你会唱这个？快上台快上台。’
“我朝台上看去，一个细眉小眼的姑娘上去了，不就是给我们拿果盘的侍者吗？不是很漂亮，但让人看着舒服，听她一开口，还就是我想听的那种味道：抒情，婉转，悠扬，高亢，与港台的流行歌曲完全不一样。台下的人也听傻了，想不到有这样的歌曲，想不到有这种的唱法，跟着叫好声，鼓掌声一起响起。
“跟着，周迪也点了一首，说想听《**》插曲《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》，听这歌名字，又有人笑了。他晚上也多喝了一点，马上站起来斥责：‘笑什么笑？共产主义怎么了？奉献青春不行吗？’他个子大嗓门粗，把台下震住了。那姑娘也不管，也没有人会伴奏，后台只能跟着打节奏，最后高8度的声音，居然也能顶上去。
“我们两个不管不顾，不但点了60年代的一些歌剧插曲，也点了一些革命歌曲，《打靶归来》《我们工人有力量》《南泥湾》……有的豪放有力，有的婉转清新，台下人也不起哄的，他们都听了个新鲜。
“看台上的姑娘个头上有晶晶的汗珠，我不忍心再点了，就招招手让她下来，请她喝饮料，然后把桌上的几百块钱都塞给她。她很懂规矩，把那些钱都给了大堂经理，说到时候会分给她一些的，她也不是陪酒陪歌的人。我有些奇怪，说看样子也不是歌手，不像那样扭捏作态。问她从哪里来的？以前是干什么的？
“她说是重庆人，是一家工厂的团干，经常组织青年团员们开展活动，所以什么歌都会唱。到深圳也不是来赚钱的，就是来看看，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精彩，感受一下各方面的生活。积累知识，掌握新的东西。所以也不想当歌手，把这个月上完，就不在这里干了。
“我们问她以后到哪里去，她调皮地说，‘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’我问她对销售有没有兴趣？她说也想试试。我给了她一张名片，让她写一篇《怎样销售布艺玩具？》的文章，明天送到我公司去。
“她喜笑颜开，说‘布艺玩具呀？哦，那可好玩，芭比娃娃，毛毛熊，布老虎，都是我的最爱……’看样子也有20多岁了，怎么还这么幼稚呢？但是等她把写的文章拿过来，却谈得头头是道，我就向老板推荐了她，当上了推销员。”
听到这里我笑起来了：“看到这样好的姑娘，你是不是移情别恋了？是不是让那个老板吃醋了？”
他正色道：“你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？以为你父亲是个花花公子吗？告诉你，她根本就没在我们公司呆多长时间，就自己走人了。”
“发生了什么事啊？”
“这还真是个好姑娘，有一天她经过车间，看见我们那个女老板在发脾气，恶毒咒骂一个工人，说他技能低下，头脑简单，生产的产品不合格，让那个工人跪下承认错误……她义愤填膺，冲进去指责老板，说人跟人都是平等的，做老板的也不能骂人，更不能让工人下跪。”父亲跟着说，“老板对损坏设备的人恶毒咒骂，还要全额赔偿，她仗义执言：说那个工人不是故意的，设备已经旧了，不应该全额赔偿……”
我也惊骇了，居然还有骂工人的，让工人下跪的，这个女人好厉害呀。
父亲说：“是的，社会不同，结局不同，各人的价值观也不一样。那个女老板说，人跟人的价值怎么一样呢？我这一台机器几十万，他一辈子的工资也赔不起。决定就从那天起，只给他发生活费，不发工资。她的话惹怒了小梅，马上辞职。”
我由衷赞叹：“这个姑娘有志气，巾帼不让须眉呀。”
“让我们须眉惭愧，”父亲脸露愧色，“我和周迪两个自愧不如，早就受惯了气，只不过见怪不怪，这个女孩子让我们警醒了，她才是真正有觉悟，这才是和资本家斗争。打听到小梅后来去了一家房产公司，我鼓励周迪去追求她。他们在深圳结婚了，我和那个女人离婚了。”
我问那是哪一年的事？他说是2007年，我一算，这都10多年了，问父亲难道就没有找别的女人吗？他说：“找了的，就是找你们，就想找回我原来的妻子。回乡下当然找不到，但是听说，你奶奶死了以后，还是你母亲来送葬的，更觉得她是多么可贵的女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