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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来，那个得第一名的作家，不仅了解这个故事，而且了解咖啡的含义，对咖啡的文化真有研究，而且还想出那么富有哲理的、富有诗意的命题，甘拜下风。然后说自己是个土鳖，才开始写作，还没融进他们圈子里去，记者见多识广，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介绍？
他说：“行啊，颁奖的时候，获奖者都会到会的，我一定给你们介绍。不过，你要请客。”
我说：“不是发书票吗？我把那些书票都送给你如何？”
“哇塞，你这么大方啊！”他抱着我的脑袋就啄了一下。
我一巴掌把他推开：“你选错目标了吧？把你的吻留给小高吧。”
没过几天，他就告诉我，报社正在宣传布置怎样庆祝香港回归，这是全国人民的大事，一定要隆重举行活动，听到他的建议，领导都同意了，报社拿3000元出来举办征文比赛：一等奖1000元，二等奖两个500元，三等奖三个300元，最后100元买纪念品。
“真是大方啊！”我鼓掌欢呼。
小坡说：“你那个素材不错，好好挖掘一下，争取拿个一等奖，也能给新房添砖加瓦了。”
我说难得，难得报社大放血，放这么多血不心疼吗？
小坡诡秘地笑笑，说这都得益于听到我的介绍，还带了一本书回去汇报。我已经给过一本书给他了，又从哪里拿本书巴结领导去？
他说到二中书店拿的。
问他为什么背着我拿书，问我要不行吗？
他说：“知道你是个小气鬼，已经拿过一本书，再来一本，你不心疼吗？也不过是急中生智，往那经过，突然想起来了。打着你的旗号还是不行，那个夏老板小气得很，我都掏出记者证，他还是要我花钱。说书不是他的，他只是帮人家卖，还不打折，你说气不气人？”
我知道，自从慧慧结婚以后，小坡就不到我们店里去了，需要书，他就到二中那边去。
我纠正他一个错误，第一、夏老板不姓夏，只是我们叫他小夏，他姓周叫周小夏，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本来就是小农意识培养出来的大学生；第二、他是帮我卖，我要找他算账的，少了一本，他要赔偿。以为你们干记者的，只要打出宣传的旗号，别人就免费赠送是不是？”
“你真冤枉我了，见过我在哪里要吃要喝要拿的？我可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啊。”
见他抖抖袖子，我一把拂开：“得了吧，我说几百块钱的书票送给你，你的嘴支得像葫芦锯成的瓢一样。”
“我们不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，我们是朋友，而且孔夫子说，窃书不为贼，何况你送给我，不要白不要。”
“胡说八道，那是孔夫子说的吗？那是孔乙己说的。”
“孔乙己也姓孔好不好？满口之乎者也的，难道不是老夫子吗？”
真是的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老老实实告诉我，把那本书给领导之后，还趁机吹嘘了一番，说一个业余作者认识这书的策划制作人，人家可是靠这书赚了100万的。社长听到以后两眼放光，也决定征文结束之后结集出版，报社投入资金，做一本书。每一个有文章在里面的作者，肯定是要买几本送人的。再有就是推销到各个单位去，不说赚几万吧，最起码不会亏本。
我提醒他，一定要像书商做书那样，事先征订，有多少人征订印刷多少？才能做到不亏本。
他亲切地扶住我的肩膀说：“我一定把你的话转告给我们老总，报社有收益了，应该颁布一道特殊的嘉奖，奖给为这本书作出贡献的人，就像你这样的。”
“可别把我忘了哦！”我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感谢郑科长，有他陪伴，能够慰藉我母亲的寂寞，两人越走越近，这才让我有时间和方娜娜接触。白天不在家，晚上我又串门去了，要是往常，怎么放心把母亲一个人甩在家里？
但是为了写这个征文，我给娜娜先说好了，这几天晚上不到她那里去，要去采访采访。
这天开包上架，下班迟了一点，就那么巧，回来的路上，遇到几个人散步，众星捧月一般，簇拥着当中的一个女人——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女人，我见过一次，但过去是擦肩而过，因为要采访她，所以现在要仔细打量。
首先她打扮就非同一般，与我们一本正经穿的确凉短衬衫不同，她穿着一件短袖汗衫，灰蒙蒙的颜色，松垮垮的款式，头发稍微有点卷曲，大踏步地走路。高个子大块头，身体比较丰满，脸庞圆润，眉毛画得又细又弯。
最不一样的是，不像别的女人提着包，或者是甩着手，她却捧着一只白色的哈巴狗，不时左顾右盼，说着一口不太纯正的普通话，间或有“啦”“啊”的感叹词，这就是那个香港商人，与我设想的珠光宝气、娇弱文雅香港太太大相径庭。
我情不自禁露出微笑，冲她点点头。看出我向她示好，她大大方方问候了一声：“先生，您好。”
她身边的一个姑娘到我家租过书，于是介绍：“这是百川书店的经理，李经理。家里租书，街上还有书店。”
正想打听她的情况，我进一步回应了一声：“您好。”
“哦，你们店卖书吗？我可喜欢看小说了。”她停下脚步，换了只手抱小狗，“书店在哪里呀？”
“就在书市一条街，我什么时候领你去看看？”她身边的姑娘看来也是一个书迷，忙不叠地介绍。
“欢迎光临。”我客气地挥挥手，回家去了。
到了家里，对母亲说，今晚不出去，也不要给娜娜送饭的。母亲很奇怪，问我怎么晚上不出门了？我心里暗想，是不是不出门影响母亲与人交往呢？可是我要完成这个征文，必须采访顾客，于是坐下来吃饭，问母亲，她知不知道附近来了个香港老板？
“这都来了一年多了，你怎么才知道啊？”母亲问我。
“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“去年夏天啊，可轰动了附近的工厂。”多少天没有和母亲谈心，她兴致勃勃为我介绍，“去年春天就有人说，这里来个香港老板，要把日用工具厂的两层楼租下来开工厂。”
日用工具厂？我想起来了，不就是郑科长他们的厂吗？
“就是就是，他们厂生产缩减了，半栋楼空下来，就把楼租给人家了，房客就是香港老板。家属们议论纷纷，说没见过香港老板什么样子，而且还是个女的，还要做电脑绣花的生意，你说，绣花都是女人们干的活，这电脑又没有手，会绣花吗？”
我告诉母亲，计算机的用途大呢，将来完全能代替人工，电脑绣花算什么？我现在每天晚上在娜娜那里，就是用电脑写作。
“你写字用的是小电脑，人家绣花的电脑大得不得了。”
母亲介绍得兴致勃勃，我笑着问她有多大。
“用大木箱子装着，我们也看不见，只是听人说，运到厂里的时候，动静不小，机器太大太大，恐怕有10台缝纫机那么长。进厂那天，拆开了一堵围墙，把车间的一堵墙也拆掉了。开了好大的起重车来，声音响彻我们宿舍区。最后，大吊车吊起一个个大木箱，直接从破开的大空洞塞了进去。”
过去，母亲不关心外面那些事，现在听她说得津津有味，是不是与她从事过的缝纫有关？说得这么清楚明白，想必是郑科长告诉她的。毕竟，那是他的老厂，他关心得可能更多。
我问母亲什么时候开工的？她说：“香港人办事快，设备运过来以后，不过一个多礼拜就开工了，快得很呢，是不是香港人特别讲效率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