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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家窑在苏州城西，是苏州城里最大的一家窑口，专门烧制日用瓷器，开了几十年，信誉一直很好。
他在自己家里也见过这种款的碗，好几只，是去年从镇上杂货铺买的。
陈远山的后背被冷汗浸透了。
他转身走出祠堂，没有再回头。
回到家里，他写了一封信，让人送到苏州府衙。
信写得很短，只有几行字：“枫桥镇陈家祠堂发现女尸一具，死状怪异，疑似谋杀。请大人速来。”
他把信交给一个后生，后生骑了马，连夜赶到苏州城。
刘文昭接到信的时候，天还没亮。
他点灯看了信，叫人备马，带了四个差役，天一亮就出了城。
马跑得很快，三十里路不到一个时辰就跑完了。
刘文昭下马的时候，腿有点软，他扶着马鞍站了一会儿，等腿不软了，才走进祠堂。
上官沉舟到枫桥镇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了。
马车在祠堂门口停了，她下了车，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。
祠堂在镇子正中央，四周是民居，最近的人家离祠堂不到二十步。
如果有人从这里进出，不可能不被看到。
但没有人看到。
没有人看到可疑的人，没有人听到可疑的声音，没有人注意到任何异常。
她问了住在祠堂隔壁的陈大婶，陈大婶说那天晚上她什么也没听到，连猫叫都没听到。
她问了对面的王木匠，王木匠说他在屋里做木工活，做到半夜，什么也没听到。
她问了斜对面的李屠户，李屠户说他睡得早，什么也不知道。
她走进祠堂，供桌前面的地上用白粉画出了尸体的位置，尸体已经被移到镇上的义庄去了。
供桌上的碗和筷子还在，碗里的东西已经干了，像一块暗红色的膏药贴在碗底。
她走到供桌前，端起那只碗。
碗是粗瓷的，白底蓝花，很普通，家家户户都用这种碗。
碗底有一个款，印上去的——“周家窑”。
她把碗翻过来，用手指摸了摸款字，款字是凸起的，摸上去有棱角。
她把碗凑到鼻尖闻了闻，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，混着瓷土的腥气和一种说不出的甜味。
她把碗放下，拿起那双筷子。
筷子是竹子的，新的，没有用过，没有水渍，没有油渍，没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。
但筷子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蜡，她用指甲刮了一点，放在指尖捻了捻。
蜡是软的，是新鲜的，上过不到三天。
她走出祠堂，去了义庄。
义庄在镇子外面的一片山坡上，是一间低矮的土坯房，门口长满了荒草，草比人高。
草是狗尾巴草，穗子弯着，黄了，干了，风一吹就沙沙地响，像无数条小蛇在地上爬。
门没有锁，推门进去，里面很暗，只有一扇窗户，窗户用木板封死了，木板之间的缝隙透进来几缕光，照在地上，像几根金色的线。
地上的灰尘很厚，踩上去“噗噗”地响，像是踩在雪地上。
灰尘上有很多脚印，大大小小，新新旧旧，叠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的。
最上面的一层脚印是新鲜的，是今天留下的，脚印的边缘很清晰，没有落灰，是刘文昭和他的差役们留下的。
尸体躺在靠墙的一张门板上，用白布盖着。
白布是粗棉布的，洗过很多次，已经很薄了，能隐约看到下面的轮廓。
上官沉舟揭开白布。
死者是一个年轻女人，二十出头，脸很白，白得像纸，嘴唇发紫，眼睛闭着，睫毛很长。
她的头发很黑，很亮，像是刚洗过不久，但发梢有分叉，像一把用久了的扫帚。
她的耳朵上有一对银耳环，耳环是柳叶形的，很小，很细，在耳垂上轻轻晃着。
她伸手摸了摸耳环，耳环是凉的，冰凉。
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，手指上沾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是从耳环上蹭下来的。
耳环很久没有擦了，积了很厚的灰。
一个每天戴耳环的女人，不会让耳环积这么厚的灰。
她不是每天都戴这对耳环，她只是在出门的时候才戴。
她出门是为了见一个人。
她见的那个人，是杀她的人。
她的脖子上有一道勒痕，勒痕发黑发紫，是绳子勒的。
不是细绳子，是粗绳子，麻绳，勒得很紧，陷进肉里，在脖子上留下一圈深深的沟。
沟里有很多细小的黑色颗粒，像是泥沙，又像是炭灰。
她用银针刺进勒痕周围的皮肤，拔出来，针尖没有变色。
不是中毒，是被勒死的。
勒死她的人用的是粗麻绳，麻绳上有泥沙，泥沙嵌进了她的皮肤里。
这些泥沙不是从枫桥镇来的，枫桥镇的土是黄褐色的，这些泥沙是黑色的，是河底的黑泥。
凶手在河边勒死了她，或者，他在勒死她之后，把她的尸体拖到了河边，又拖了回来。
不管哪一种，他的鞋上、衣服上、手上，一定沾了黑泥。
她把尸体翻过来，看后背。
后背的衣服有一个破洞，破洞的边缘整齐，是用剪刀剪开的。
凶手剪开了她的衣服，把那根骨刺插进她的后背。
骨刺很长，从后背插进去，从胸口穿出来，刺穿了心脏。
这也是死后做的，因为伤口周围没有血迹，没有淤血，没有肿胀。
她先被勒死，然后被人用骨刺刺穿了身体。
刺穿之后，她被摆成了这个姿势——面朝下趴着，头发散开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手心朝下。
这是被人摆过的姿势，不是她自己倒下去的姿势。
凶手在杀人之后，花了时间来摆她的姿势。
他摆得很仔细，头发一缕一缕地摊开，衣服的褶皱一处一处地抚平，连手指的位置都调整过。
他把她当成了一件艺术品。
她把尸体翻回去，看她的手。
她的手很白，很细，手指很长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涂着淡粉色的蔻丹。
蔻丹的颜色很新，没有脱落，没有划痕，是最近两天才涂的。
她死之前涂了蔻丹，涂得很认真，每一片指甲都涂了两遍，第一遍干透了才涂第二遍。
她是在等一个人，所以打扮自己。
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枚银戒指，戒指上刻着一个字——“枫”。
不是“陈”，是“枫”。
枫桥镇的枫。
这个字刻在戒指上，说明她不是本地人，本地人姓陈，不会刻“枫”字。
她是外地人，也许是来走亲戚的，也许是路过，也许是被人带来的。
戒指的内壁有很多细细的划痕，是长期佩戴留下的。
她戴了这枚戒指很久了，不是临时戴上的。
她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推开那扇封死的木板。
外面的光照进来，照在尸体上，照在那根骨刺上。
她把骨刺从尸体上拔出来，骨刺很长，一尺有余，握在手里沉甸甸的。
骨头的表面刻着那些细小的字，在阳光下看得很清楚。
她看了一会儿，认出来了——不是字，是音符。
不是用来读的，是用来吹的。
这是骨笛，用人的大腿骨做的笛子。
两端钻了孔，中间也钻了孔，一共有六个孔，手指按上去，可以吹出不同的音高。
她把这根骨笛凑到唇边，轻轻吹了一口气，骨笛发出一声极低的、极沉的、像叹息一样的声音。
呜呜的，像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，穿过枯树林，穿过荒草坡，穿过没有人住的空房子。
她又吹了一口气，这次吹的是另一个孔，声音更低了，低到几乎听不到，但能感觉到，在骨头里震动，在她的手指间震动，在她的胸腔里震动。
她把骨笛放回尸体旁边，用白布重新盖好。
走出义庄，站在山坡上。
下面的枫桥镇笼罩在暮色中，炊烟从屋顶升起来，一缕一缕的，在天空中慢慢散开，像一条条灰白色的丝带，被风拉长了，拉细了，拉到看不见了。
她看了一会儿，转身下了山。
刘文昭查了三天，查到了死者的身份。
她叫苏婉，是苏州城东绸缎商苏明诚的女儿，今年二十二岁，两年前嫁给了枫桥镇陈家的小儿子陈明轩。
陈明轩比她大两岁，在家里种地，农闲的时候去镇上给人打短工。
苏婉嫁过来之后，很少出门，邻居们说她话不多，不爱笑，见了人低着头走过去，不怎么跟人来往。
有人说她是不习惯乡下的生活，有人说她是看不起乡下人，有人说她是在想什么人。
说什么的都有，但没有人知道真相。
苏明诚听到女儿的死讯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
他的妻子周氏哭得死去活来，几次晕厥。
苏婉是他们唯一的女儿，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，嫁人的时候嫁妆装了六条船，从苏州城运到枫桥镇，沿河的住户都跑出来看。
嫁过去两年，她死了，死在陈家祠堂里，背上插着一根人骨做的笛子。
苏明诚醒过来之后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婉儿的嫁妆呢？”
没有人能回答他。
嫁妆是六条船的家当，绫罗绸缎，金银首饰，红木家具，光是丝绸就有几十匹，足够开一家铺子了。
这些嫁妆去了哪里？
被卖了？
被藏起来了？
被陈明轩拿去赌了？
没有人知道。
陈明轩来了。
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褂，裤腿上沾着泥巴，鞋面上全是土。
他的脸很黑，是晒出来的黑，皮肤粗糙，手指粗短，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。
他站在府衙的大堂里，面对着刘文昭，脸上没有表情。
他的眼睛看着地面，不看任何人。
他的嘴唇很干，有几道裂口，裂口处有干了的血痂。
他舔了舔嘴唇，血痂被舔掉了，露出下面粉红色的嫩肉。
“陈明轩，你妻子是怎么死的？”
“不知道。我那天在外面干活，天黑了才回家。到家的时候，她已经不在了。”
“你去了哪里？”
“枫溪河对岸的李家村，给人砌墙。主家可以作证。”
刘文昭让人去查了，陈明轩说的是真话。
那天他在李家村砌了一天的墙，傍晚收工，跟主家一起吃了饭，然后回了家。
他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，苏婉不在家。
他以为她去了邻居家串门，没在意。
第二天早上她还没有回来，他才去找。
找了一天，没有找到。
第三天，祠堂里发现了她的尸体。
“你妻子有没有跟什么人结仇？”